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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文人都以“清談”為榮？什么是清談？

清談是指魏晉時期士大夫崇尚老莊，空談玄理，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后泛指不切實務的談論。

錢穆說：“東漢之季，士厭于經生章句之學，四方學者，薈萃京師，漸開游談之風。至于魏世，遂有‘清談'之目。及正始之際，而蔚成風尚。何晏、王弼為時宗師，竹林諸賢，聞聲繼起。至于王衍、樂廣，流風愈暢。典午既東，此風盛于江左，習尚相沿，直至隋業一統，始見革除。"

魏晉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亂世，政局動蕩，南北分裂，戰亂頻繁。

但是，這是一個個人意識覺醒的時代，士大夫擺脫了漢末儒學的束縛，更多地展現出自己的真性情。

真是因為這時的人比較注重個人意識，又生逢亂世，才出現了人們崇尚“清談”的風氣。

所謂“清談”，一般認為是由東漢末年的“清議”演變而來。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外戚與宦官交替執政，一部分正義之士不滿意這種情況，對政治進行激烈的批評，當時就被稱為“清議”。

但是，在古代中國，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里允許普通百姓隨便議論政治呢，漢末的清議運動招致政府的鎮壓，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歷史上也稱“黨錮之禍”。

魏晉清談之風確實非常的興盛，不過在那個時代能夠參與清談的基本上都是士族。何謂士族呢?士族就是有地位有文化的人。有地位則有時間談，有文化則可以談。魏晉清談談的是玄學問題，以老莊為旨，主要談的是有與無的問題，至與不至的問題，圣人有情無情的問題等等。從談論的話題來看，這些問題大致都可以納入哲學的范疇而與時事無涉，因為后人常以清談誤國而譏評魏晉名士。清談為什么會誤國呢?事實上清談并不會誤國，只有居大位無所作為和胡亂作為才會誤國，然而他們為什么有誤國的名聲，無非是這些清談的名士身兼著政府官職，是政府官員而已。清談貫穿于魏晉，然而各時期士人心曲還是有所差異。

一清談之風起源

實際上魏晉清談之風實起源于漢末清議之風。東漢選官取士采取的是征辟制和察舉制，察舉制就是州縣郡守向朝廷舉薦本地有德有才的人，既然是舉薦有才有德的人，就要對人物德才進行品評，因此人物品評之風大為興盛，這樣就出現了一些看人識人特別準的專家。如果一個讀書人還沒有進入仕途，希望入仕，自然是希望得到那些深具影響的鑒人專家的推崇的，一旦得到推崇自然身價百倍。隨著這種風氣的發展，這些士人不光論人還要議論朝政，這也就是所謂的清議的興起。黨錮之禍以后，正直之士被殺，面對嚴酷的生存環境，這些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要么要么遠離政治，隱居不仕，要么閉口不言與朝政相涉的事情，以免遭禍。

二清談的出現

魏代漢之際，余風流韻，曹操治軍理政重刑名而尚清峻，又深知漢末所謂清流之拘執，比如某些士人以清高自許，去姐姐家倒要付錢交飯費等等，迂腐可笑，因而立主超脫。清峻超脫之風影響深遠，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文章多慷慨悲涼。建安七子之后是更始名士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實際上清談之風的開創者就是何晏，他自己對《老子》《周易》深有研究，以玄入儒，又極喜歡言名理，王弼亦是此中高手。同時何晏首開吃藥之先河，王弼，夏侯玄跟他們可謂是志同道合。由于吃藥需要行散，因而穿衣喜歡寬袍大袖，亦不能穿新衣，為了防止皮膚被擦傷，這衣服經常不洗，自然是長虱子了，因此捫虱而談。因著幾人倡導的新風氣，竟然別人所效仿，漸成為一種時尚?？梢哉f，這一時期的清談是在談學術，是一種愛好，而其行又為清談之士開一種行為風氣。

三竹林七賢時期的清談

魏晉之際，司馬氏與曹魏爭權，那些偏向于曹魏或者有曹魏有舊的人，慘遭殺害或貶黜，如何晏（曹操養子），王弼（曹爽重用），夏侯玄，李豐等。更始之后的竹林名士，對政治已是失望透頂，他們或可不問政治，政治倒要來問他們。他們或投靠，或反抗，或疏遠，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如阮籍，聽說司馬昭中意自己的女兒，想把她的女兒嫁給司馬炎，阮籍大醉二個月，以此拖延抵制，實在是不得已。然而面對司馬炎指派的起草篡魏詔書，縱使阮籍大醉二個月也是抵賴不過去的，只能屈從。比如嵇康的死，實際上是由于不愿意在晉做官，這種不合作的態度所致，他非湯武而薄周孔，本身就是一種抵制，抵制晉虛偽的以孝治國。竹林名士的清談，也只是逃離政治的一種手段，逃離了政治。然而這胸中塊壘呢，他們只能在這酒里面消解。因而，清談和酒，既是解脫也是逃避。

四江左清談

晉室南遷以后，清談之風亦頗為盛行。王導，王敦，衛玠，樂廣，庾亮，桓溫，謝安，所謂江左八達等等莫不是崇尚清談。當然這時的清談是一種時尚，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交際手段。清談之風到了東晉年間成為流行，流行就有很多人去模仿，去學習。那些名士醉心于清談的人就像是醉心于酒會的俄羅斯的貴族一樣。這些在朝在野均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人，比如阮放，謝鯤，畢卓，羊蔓這些清談之士在胡毋輔之家閉門不出，披頭散發，赤身裸體，縱情飲酒，高談闊論，以放浪為高，這就是一種以此相標榜的生活方式了。比如王羲之的蘭亭集會，就是一個大型的清談集會，一個很好的交際場。名人雅士云集，那些名士在這種高妙玄遠的智力活動中，見識超拔，舉止綽約的人，自然受人推崇，受人推崇自然就深孚眾望，深孚眾望自然能領袖群倫。因此，這樣的清談就是一種交際手段了，引以為政治養望的資本。

魏晉之際，雖然各時期士人心態不盡相同。然而士族名士對那種超脫，玄遠，玄心妙鑒的崇尚是一脈相承的，正因為有了他們，才有了中國文化史上那樣不俗，真性情，而又通透的人。在他們舉手投足，高談闊論，推杯換盞之間，他們為中國士人開出了另外一種別樣的生活方式和心靈天地。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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