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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開始前,國軍各部隊開始按照統帥部的命令進行部署,李延年和劉汝明兩個綏靖區被改編為兵團,奉命南調蚌埠,作為整個徐蚌會戰的戰略預備隊。這是因為這兩個綏靖區的部隊相對都比較弱,尤其是劉汝明兵團,雖然頂著一個兵團的名義,實際上兵力不足,空額很多。
按照原定的計劃,應該是孫元良兵團保障徐蚌線鐵路安全,主要駐扎在宿縣,黃百韜,邱清泉和李彌兵團退守徐州外圍,以馮治安綏靖區部隊擔任徐州城防,以蚌埠為后方,依托徐州的永備國防工事與解放軍進行戰略決戰。如果這個計劃實現,那么國軍聚集起來的部隊解放軍一時半會兒是很難啃得動的。
但是國軍發揚了老傳統,一開始調動就出現了鑼齊鼓不齊的問題。往后撤的太快,本該撤到徐州的黃百韜兵團拖在后面,被華野部隊追上包圍了,整個徐蚌會戰的計劃就已經被打亂了。于是杜聿明命令邱清泉和李彌兩個兵團東援黃百韜兵團,留下馮治安擔任徐州城防。結果這時候在徐州北面的張克俠何基灃突然起義了,徐州門戶大開,形勢急轉直下。
劉峙于是一邊抽調李彌的一個軍擔任徐州城防,一邊急調孫元良兵團北上擔任徐州城防。這樣,徐蚌鐵路線就沒有部隊防守了,于是劉峙讓李延年以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的名義命令劉汝明兵團留一個部隊守備宿縣,維護鐵路線交通。這也是一個很正常的安排,并沒有太大問題,只是部隊太少了點,實際上沒什么用。
劉汝明資格很老,但是出身西北軍,在李延年之上,但是李延年是黃埔出身,是中央軍嫡系,自然地位更高一些。但是沒想到他將命令發給劉汝明的時候,劉汝明大罵,李延年是綏靖區司令,我也是綏靖區司令,李延年是剿總副總司令,我也是剿總副總司令,他憑什么命令我?所以,劉汝明沒管李延年的命令,就直接帶著部隊南下蚌埠去了。
劉汝明這一任性,他自己的部隊是保住了,但是整個徐蚌線鐵路就沒人管了。中野部隊原本就計劃占領宿縣,切斷鐵路線,這一來剛好正中下懷,等于國軍將宿縣拱手讓給了解放軍。等到解放軍已經占領了宿縣,國軍再反攻,就難了。等到黃維被包圍,劉汝明和李延年又奉命北上增援,結果只能以更小的固鎮為據點,宿縣就沒有奪回來了。
因為鐵路線沒有保持住,之后黃百韜兵團被全殲,杜聿明集團的三個兵團決定南撤的時候,就沒法通過鐵路走了,只能選擇了一個妹子敵情的迂回路線,也就是經蕭縣,永城,渦陽,蒙城到阜陽,然后向東到蚌埠,而且只能沿著公路走,這就為華野追上并且包圍杜聿明集團提供了機會。
當然,反過來說,劉汝明兵團當時實際兵力只有三四萬人,而且裝備低劣,就算是留一部分在宿縣,也沒有什么用,很難起到保護鐵路線的作用,最多只能是在解放軍進攻的時候堅守一下,等待徐州和蚌埠抽調部隊增援。但是當時在蚌埠實際上也已經沒有什么部隊了,能調來的部隊基本上都已經調來了,只能指望徐州的部隊增援,而徐州部隊離開徐州南下,根本無法突破華野阻擊兵團。
二戰時,日本以國家名義推行慰安婦制度,絕對是害人害己的行為。
二戰時,日本以軍隊為主體,在亞洲侵略區實行的“慰安婦制度”,其實就是變態的性奴隸制度。不僅被侵略國家的女性慘遭奴役和蹂躪,日本本國的女性也沒好到哪去。
日軍以軍隊名義強征慰安婦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和二十世紀初的日俄戰爭。當時日本就從國內“征召”妓女,設置"慰安"場所 ,隨軍服務。日本軍方還對這些女性進行定期的強制衛生檢查。
后來,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人開始在侵占的國家搶女人。所搶到的女人,都被日本人關到了慰安所。從1937年日軍正式建立“慰安所”到1945年日軍戰敗。日本共計強征了70萬婦女充作“慰安婦”。其中,盡在侵華戰場上,日軍就殘害了40多萬人。。
在戰爭中,慰安婦被看做是“軍需物品”,跟軍馬、軍犬、軍鴿以及武器彈藥一樣。當然,對于這種“丑聞”,日本是盡力掩蓋的。日軍的軍需大臣曾親自下令:慰安婦屬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
日軍對慰安婦制度“包裝的”確實好,日本國內很多人并不知道內情。也是因此,很多日本女性也被“為天皇效忠”的名義,騙(強征)到戰區做慰安婦。大約有2萬多日本女性也被拉近了慰安婦隊伍。這些日本女性只服務于高級軍官,一般的普通日本士兵是享受不到的。
也是因此,很多抗日影視劇中,都有這樣的情節:日軍軍官去找慰安婦,結果,發現里面的慰安婦竟然是自己的姐妹或者妻子。
這還不算,等到美軍占領日本以后,日本又重新組建“特殊慰安設施協會”。這個機構,其實就是“日本國家賣春機關”,簡稱RAA。它以招聘服務員為名,召集了7萬日本女性為美軍提供性服務。
而且,這些應招的日本女人,大都是死了丈夫的,生活無依靠的。仔細想想,日本人確實夠狠的,人家丈夫都“玉碎”了,還讓“遺孀”出來“服侍”美軍。真是沒有人性!真是活該。
后來,因為美軍大量感染性病,并傳染給自己家人。1946年3月25日,在日本的美軍司令麥克阿瑟下令關閉了所有妓院和慰安站。
(文|勇戰王聊歷史)
1939年,6月。
石井部隊在諾門罕地區的哈拉哈河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亂,傷寒病毒。企圖用生化武器大量殺傷蘇聯的有生力量。
但是蘇聯部隊雖然在遠東作戰,但是蘇聯部隊命令禁止使用野外水源,強大的后勤部門源源不斷的向遠東輸送水源。
但是日本部隊的后勤保障工作明顯不如蘇聯。雖然軍部三令五申不準私自飲用河水,但是還是有很多士兵忍不住,去喝了被自己人污染的河水,染上了很多嚴重的傳染病。很快,這些病毒就在日軍里快速傳播,非戰斗減員十分厲害。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1941年國民黨制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也是令仇者快、親者痛的害人害已行為。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9千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按照與國民黨商談的協定,開始北移。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國民黨顧祝同、上官云相調集7個師約8萬人突然襲擊新四軍,雙方激戰7晝夜,新四軍因眾寡懸殊, 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什么是害人害已的行為呢?
第一,他削弱了抗日的軍事力量。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日的重要武裝力量,新四軍軍長葉挺是北伐名將,抗日英雄,能征善戰。國民黨不顧抗戰大局,圍攻、剿滅新四軍,兄弟自相殘殺,使幾千名新四軍將士,沒有將熱血灑在抗日疆場,而是犧牲在內戰的屠刀之下。
第二,他暴露了蔣介石國民黨反共的真面目。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國民黨置民族大義于不顧,不去抗日,而是調集重兵,把槍口對準抗日的新四軍。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壓力下,1941年2月,蔣介石公開表示“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
第三,驚醒和教育了人民,丟掉了對國民黨抱有抗日的幻想。在皖南事變結束后的第三天,即1月17日,蔣介石在重慶簽署了撤銷新四軍番號的通令,使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蔣介石抗日反共的反動本質,社會各界紛份遣責國民黨政府,使他們處于孤立地位。
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整編全軍,繼續堅持抗戰,新四軍成為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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